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新闻与传播专业评估，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当前，传媒业态和方式发生巨大的变革，新闻专业期刊在新闻理论传播和业务研究方面负有重要使命。进入新世纪以来，新媒体发展迅猛，媒介的生态环境及生存样态发生重大变化，传统媒体在实现全媒体转型和数字化建设方面硕果累累，出现了很多新的模式和经验。移动技术改变了阅读，也改变了新闻的生产与传播。作为为业界和学界服务的专业期刊，应当适应新的形势，关注前沿问题，研究现实问题，为推动业界的改革发展服务，同时提高专业或学术期刊自身的影响力。
我国新闻传播类的专业期刊有不同定位与研究方向。然而，不言而喻，新闻传播在现阶段具有更强的实践意义，不仅需要追求学术价值，更应直面时代课题，注入现实关怀。目前，我国新闻传播类专业或学术期刊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由大学新闻院系办的院校类刊物；第二种是由全国各类新闻协会或学会主办的刊物；第三种也是数量最大的是由新闻媒体（报业集团、广电集团等）主办的刊物。三类专业或学术期刊的服务对象和研究方向各有侧重。然而，无论上述哪一类期刊，其办刊主旨都应是为中国新闻业界和学术研究服务。在推动新闻理论和实践的改革创新方面发挥应有作用，是我们的共同职责。
现阶段，在新闻与传播学领域需要建立一个科学的、符合理论和实践要求并得到普遍认可的新闻专业期刊评价体系。我国现有的关于新闻传播学期刊的评价体系具有一定的评价功能，但有的存在侧重量化评估，忽略社会影响力评估的问题。建立以质量为导向，注重社会影响力评价，结合量化评估的更为科学合理的学术期刊评价标准，不仅是新闻传播类期刊紧跟时代、服务读者的需要，也有助于新闻传播学学术的健康发展。
［中图分类号］G210.省略的网站,用户可以在这个网站将自己所有在《华尔街日报》网络版上订制的服务综合起来,而没有订制的服务或者新闻将避而不见,这样的举动实际上是在鼓励受众完善个人化传播的最后一步。
为了赢得点击率,网络媒介就可能不惜以牺牲网络新闻的品质为代价,将新闻伦理和新闻专业主义弃之不顾，而追求娱乐化、煽情化。网络新闻付费模式的前景并不明朗。目前，国内只有一些传统媒介的周报和杂志的网络版在实施网络新闻付费阅读。综合门户网站即仅在网络上新闻的门户网站暂时还没有“卖新闻”的能力。对于传统媒介网络版的付费新闻尝试,人们都持观望态度。
中国的网络新闻至今已有了可喜的发展,但由于各种原因,网络新闻的发展还存在上述诸多问题。本文试图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探讨中国网络新闻出现问题的原因。
网络新闻的快捷性消解了网络新闻的真实度;网络新闻的多样化、丰富性造成了网络新闻必须娱乐化、煽情化才容易在众多的消息里吸引受众的眼球。而这些天然的缺陷,需要新闻媒介的自律以及对新闻伦理的重视。
中国新闻行业的自律本来就相对缺乏,行业的自律意识不强，到了网络新闻时代,自律制度的实施更难,范围更广,因此，网络变成了低俗新闻和假新闻的温床,这引起了社会有识之士的抨击。
由于网络新闻的盈利模式不确定,网络新闻暂时还很少实现盈利,而其盈利前景也并不明朗,因此，网络媒介暂时缺乏向网络新闻投入人力、资金、技术的动力,也缺乏自律的动力。
网络媒介机构缺乏既能尊重新闻伦理,又能真正理解网络新闻交互性的采编人员。目前活跃在互联网上的多是传统媒介的职业新闻人。网络新闻不只是新闻行业,也是互联网行业,中国互联网行业的从业人员偏重于互联网技术方向,而中国新闻教育又偏重于传统新闻教育及网络新闻的理论教育,于是造成了网络新闻领域专业人员暂时缺乏、现有从业人员素质不高的现象。
对网络新闻的娱乐化、低俗化以及煽情化现象熟视无睹,是对网络媒体的纵容,而受众是决定网络媒体生死(点击率)的关键,因此，受众的纵容也是网络媒体低俗化的原因。受众对网络新闻的纵容以及对版权的无意识是中国新闻媒介缺乏改进动力的外因所在。受众版权意识不强,加之盗版业屡禁不绝的网络环境，使受众更是习惯了不用费力便能得到网络上的免费信息和产品。
网络媒介的自律性普遍不强,而他律的情况也不尽如人意。如中国几次大的“封口费”事件,相关记者并没有受到处罚,甚至连姓名都没有被公开,更不要说那些公然传播低俗、煽情信息的媒介和新闻从业人员了。受众的纵容、业界的纵容,加上学界批评对业界的影响又比较小,所以，中国网络新闻媒介的低俗化问题依然非常严峻。
目前，广告主在网站投放广告主要由其点击率来决定,但由点击率来评估一家网络媒介的广告投放价值是不科学的。点击率决定广告价值是造成网络新闻娱乐化、煽情化、低俗化的直接原因,应该寻求更公平、更科学的方法来对广告价值进行评估。
根据《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中国非新闻媒体成立的综合门户网站,只有网页内容的编辑转载权,没有合法的采访权,不能登载自行采编的稿件。网易首页的新闻报道大多数转载于传统新闻媒体,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条规定的结果。政府过度的监管妨碍到市场的自我调配,并不利于网络媒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自由地竞争。
网络新闻是新生事物,必然有其不太完善的地方。为了网络新闻的健康发展,必须采取可行的措施、选择便捷的路径。
在市场环境不成熟、不规范的条件下,网络媒体要想获得长远的发展,坚持自律是基本的要求，不能为了眼前的点击率而失去了新闻媒介可贵的公信力和权威。西方媒体的自律意识往往被看作是业界的典范。如《华盛顿邮报》设立新闻督察员长达40年之久。《纽约时报》在头版设有固定的更正栏,用以更正报纸中的错漏;对一些没有事实错误,但总体上有失偏颇的报道,它还设有“编者的话”一栏,用以增补说明和平衡报道。［13］
编辑的把关是很重要的一环,不能为了一时的时效而轻易让假新闻“溜出来”。“金庸逝世”这条假新闻如果严格执行《中国新闻周刊》的制度,就不会有见天日的机会。正是因为值班编辑忽视了本媒体的制度,略过了编辑把关,贸然将这条丝毫经不起推敲的假新闻发出,从而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可见,在制度上和技术上严格、规范,是可以避免假新闻的,传播程序的意义就在于此。
将来的网络传播,不会像当今的大众传播这样是一对多的统一内容的传播,而是一对一的个人化的新闻服务。受众对新闻媒介的内容有筛选的权利,并根据自己的喜好定制自己想得到的信息,也就是上文提到的“pull”。专业化要求新闻的传播达到最细化,最终细化到个人,促成“关系平台”的实现。中国网络新闻个人化传播的实现,要求网络媒体不仅要注重新闻信息的“推送”(push),还要注重鼓励受众对新闻信息的“拉取”(pull),注重完善新闻传播的个人化平台和“关系平台”的建设,如SNS平台上官方微博、官方主页的建设以及社区论坛的建设。网易新闻宣传做“有态度的新闻”也是致力于一种“关系平台”的建设,但要注意这个态度不能仅仅是编辑部自身的态度,也要注意网络新闻的个人化不代表传播内容的个人化,它更多的应是传播方式和传播渠道的个人化。
传统的新闻媒介从业人员对采编业务都有丰富的经验,对于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新闻专业主义也有了长期的实践。如何学习传统媒介这些优良的传统来应对互联网的复杂环境和中国新闻界受制度制约的严酷现实,是网络媒介面对的现实问题。更重要的是,当中国网络媒介的采访权得以开放的时候,要确保网络媒介能够具备和传统媒介相当的采编实力来与之竞争,而不是习惯了复制和粘贴,面对机会束手无策。
平媒去纸化是传统媒体参与网络新闻竞争的最终途径,也是新闻业发展的趋势。虽然现在主张媒介融合的以传统媒介居多,但并不代表网络媒介的发展完全不需要与传统媒介合作。网络媒介虽然在“硬件”上处于媒介融合的优势,但是在经验、人才等方面并不优于传统媒介,与传统媒介的合作甚至合并能够促进二者优势互补,更有利于媒介的资源合理使用,也更有利于网络新闻走向专业化。
人才的缺乏是制约网络媒介发展的重要原因,如何培养出适应网络新闻采编规律的人才,是网络媒介能否在竞争残酷的互联网中生存下来的关键。网络媒介机构应该定期对本公司的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同时还应该进行媒介素养的熏陶。不仅如此,还应该鼓励员工主动参与社会或者学校培训,以便为今后的发展提供新鲜血液。
媒介素养是指大众对各种媒介信息的解读和批判能力以及使媒体信息为个人生活、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中国的部分网民面对假新闻往往毫不思考,动辄转发,闹出不少笑话。更为严重的是,面对违反新闻职业道德和社会伦理的新闻无动于衷甚至起哄叫好,这样的媒介环境不利于网络新闻媒介的健康成长。
网络新闻需要自律,但仅仅自律是不够的,还需要他律。这里的他律不仅是指政府机关控制网络媒体的新闻,而且是指第三方组织,如行业协会、学界组织、受众组织等的监督。对于那些违反新闻职业道德的网络媒介和个人,应以舆论或经济的方式进行惩罚;对于那些行业中的佼佼者,应予以相应的表彰。媒体监督社会,同时社会也要监督媒体,这样网络新闻才能逐步规范和完善。
喻国明教授在《传媒影响力》一书中指出,一家媒体的价值并不在于它的发行量或者是点击率有多少,在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造成受众在思想和行为上的转变。而广告的效果,正是从这种无形的影响力转化成购买行动而得来。［14］因此,应改变广告投放价值评估方法,更全面、更科学地评估网络媒介对受众的影响力和基于这种影响力的转化率,以实现既有利于广告主也利于网络媒介的双赢。在当今时代,网络媒体主要还是依靠广告来盈利。
正当公平的竞争,要求开放网络新闻媒介的采访权,网络新闻媒介自身的发展更要求在所有领域有采访权。建议新成立的国务院互联网办公室能将逐渐地有步骤地放开网络新闻媒介的采访权提上议事日程。以《The Daily》为例,这份仅在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上出版的电子报纸从一开始就集聚了100多名来自如 《洛杉矶时报》等传统媒介的记者和编辑,起点非常高,这使得《The Daily》在出版之初就倍受瞩目。［15］中国的门户网站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由于政策的限制,很多门户网站即使是拥有了记者团队,也还是受到采访领域的种种限制;或是根本没有网络新闻采访部,门户网站的内容全部由传统媒体转载。毫无疑问,这是无法满足网络新闻未来发展要求的。
随着网络新闻的逐步繁荣,权利的边界愈加难以界定,影响的范围也愈加广泛,相关法律的空白可能会让网络新闻的发展迷失方向。网络新闻在一定时间内定会像现今的团购网站一样,竞争达到白热化。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是网络新闻正当竞争的条件。无论是对新闻媒介的规范还是保护,专业的法律都不应缺席。
若广大受众还是无法接受新闻付费的理念,仍是热衷盗版和免费,而法律规范也不能触及到网络新闻行业,那么，网络新闻业的切身利益便无法保障。《著作权法》并不保护与民众切身利益相关的时事新闻的版权,这为付费新闻带来一定麻烦。但是,法律的规范至少可以保障网络新闻的自由竞争和良性竞争,从而能够保障网络媒介市场的健康运行。
① 由美国学者赖特在拉斯韦尔的三功能“传承文化、协调社会、环境监测”基础上提出,为新闻界公认的大众传媒四大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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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今新闻传播教育所处时代和媒介化社会的解读是与会院长发言的普遍起点。外部世界的变迁,特别是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业的“危”与“机”,传统新闻传播教育的困境,成为新闻传播教育者必需直面的问题。而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国家与地区的教育者所面临的困境既有共同性又有地方性。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宋超在演讲中提出,当代中国社会以及媒介生态的深刻转型向今天的新闻传播教育提出了空前挑战,他提出了四个“融合”加以应对:传承与创新的融合,本土与世界的融合,通识与专业的融合,教与学的融合。长期分管教学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倪宁认为,经过多年讨论,中国新闻学院院长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即打好基础平台。在新技术媒介融合的态势下,新闻教育应在知识融合和技能融合方面加强培养。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胡正荣则强调了“特色化”的新闻传播教育需要注意的关键点。
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Dean Mills在题为《新闻业与新闻教育中的失望与希望》的主题发言中首先检视了美国的情况,认为从今天美国的一些报道来看,现在既是新闻学历史上最糟糕的时刻,也是新闻界最糟糕的时刻,其表现是以报业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大幅削减岗位,新一代的受众逐渐抛弃传统媒体转而投向互联网的怀抱。“就业”成为很多人对新闻学的担忧。他驳斥了“新闻业已死”的论断,认为教育者要开发创新性的课程,要有更多的教材,不仅更好地服务于新闻学生,也让市民成为更好的新闻业消费者。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媒介系主任Charlie H. Beckett在《网络媒体下的新闻教育》的主题发言中认为,我们处于新闻业历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首先有必要把新闻的生产和它的传播分开来看。新兴新闻业有两大特色:一是公众参与(public participation);二是“连接性”(connectivity)。网状的新型媒体结构改变媒体的消费和制作,而且影响深远。就欧美的情况而言,目前媒体的改变不仅是内容的改变,也是商业模式的改变,同时也是在公众领域,新闻从业状态的一种改变。所有的公司,所有的组织,他们很多公众职能都变成了媒体公司。我们新一轮教育是要不断地挑战新闻业者所扮演的角色、他们的价值以及新媒体的本质。
东京大学情报学环学环长石田英敬回应了新闻和传播研究的四个课题。第一,21世纪是一个新的百科全书时代,要构架出新的百科全书式的组织,汇集多种不同的知识,建立一种跨学科的百科全书研究网络。第二,面对技术革新,尤其是通信技术的发展,要与技术专家积极合作,应对技术革新的挑战。第三,对于大学以及知识与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义,与各类机构合作,他认为新闻和媒体研究是社会的一个接点或者说是“契合点”,现有大学与社会存在一定的脱节,而在媒介化社会下,大学与社会的融合成为一种需要。第四,在全球化视野中亚洲新世纪已经到来,教育要用国际化的视野积极进行教育交流。
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院长钟蔚文在主题发言《寻找未来的传播教育》中认为,我们可能正面临着古登堡革命之后400年来的最大挑战,进入了后Google时代。对台湾新闻教育而言,不仅有来自全球化、媒体汇流的挑战,还有来自商业化的挑战。他认为我们今天传播教育者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将资讯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知识。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苏钥机把媒介化社会背景下新闻传播教育多年讨论的最基本问题总结为三对概念:教学与研究、理论与实务、新闻与非新闻。从“面向”而非“矛盾”的视角去理解这三对概念更有助于我们摆脱当前新闻教育的困境。他还构筑了一个由三对概念构成雷达图,并给出了横向(院校间)和纵向(历时)比照的标准和建议。他认为各院校应该根据规模、需要、历史传统等建立平衡和协调的标准。
“技术”是众多与会代表关心的问题,同时也集中了较多的讨论。莫斯科国立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Evgeny Zaytsev认为要把新技术当成工具而不是被其控制,好奇心和知识才是新闻教育的两翼。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以锦认为理念比技能的培育更费功夫,技能要贯穿于理念之下。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副院长戴元光等认为,把学习现代技术作为新闻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应当受质疑的,过分的技术化取向对新闻教育是一种伤害。持同样观点的还有香港珠海学院新闻传播系主任皇甫河旺、香港电台训练及发展总监张圭阳等。张圭阳认为,这种迎合市场即时需求的教育实践被证明存在极大问题,毕业生们越来越擅长于播报即时短信息,而在分析性报道和深度报道方面颇为欠缺,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成为值得思考的问题。
台湾传播管理研究协会理事长杨志弘对媒介融合做了细致深入的介绍,他认为面临数字科技的这场革命,新闻传播学科首先要思考这场产业变革的本质,分析行业的关键技能何在,不能仅仅停留在担心的层面。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严三九做了《上海市新媒体专业人才培养情况调查》的报告,他认为不能泛泛而谈新媒体与新技术,提供有说服力的事实可能更有利于问题解决。在他看来,技术是一种应该具有的基本素质。
对新闻传播学学科“专业”的讨论是本次论坛的另一个热点。对专业性的挑战来自各个方面,既有与其他学科的比较,又有来自新媒介生态下诸如“公民记者”的挑战。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吴飞以重新审视新闻学教育的合法性为起点,对新闻教育的“专业性”何在进行了思考。他认为新闻是一个非常广泛的领域而不是一个专门的知识领域,新闻实践所处理的是变化无常的复杂世界,没有任何一种专业体系能提供一种完整的理论知识及支持这种视角的理论分析。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新闻学的专业程度又严重不足,与其他专业相比,新闻专业的人才缺乏专业独有的精神气质。
威斯敏斯特大学中国传媒中心主任Hugo de Burgh讨论了数字化时代新闻业所面临的一个悖论:既然人人都可以是记者,那么专业的记者和采编机构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性?他认为:数字化时代不仅需要新闻教育,而且需要一种与传统新闻学截然不同的,能够将研究和传播技术同知识与对公共世界的认识结合起来的新型新闻教育,这将为许多职业提供坚实的基础。在他看来,新闻学比其他学科更适合作为一种基础教育,新闻学是属于21世纪的学问。南加州大学安尼伯格传播学院院长Ernest J.Wilson III在他的主题发言中也强调了向本学科外推广新闻传播教育的必要性,认为所有的学生都应该有一些必要的新闻学常识。
美国富乐敦加州州立大学传播学院院长Rick Pullen和Jeffrey Brody教授回顾了美国新闻专业教育的发源正是在煽情主义泛滥的年代,作为这场黄色新闻的教训,新闻学专业创立出专业化的课程计划。准确性不够和煽情主义是当时的一个很大困扰,而今天这些问题依然存在并威胁着新闻专业主义的生存发展。同时,现在“专业”与“非专业”的壁垒在技术提供的可能性之下岌岌可危,很多博主跳出来声称自己是记者,他们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不可能增加内容的附加值。在这种背景下,他们认为新闻学更适应于作为一种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加以推广,培养新一代的公民记者,以负责任的传统新闻价值理念培养更多的公民记者、更多优秀的博主。
同样面对公民记者的挑战,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新闻暨传播学院院长叶明德认为与公民记者相比,新闻学院培养的记者更要着重于:第一,要更熟悉数字技术,成为更好的“讲故事的人”;第二,要有观点,有立场,大多数人要的是有意义的信息,只有这样才能与成千上万的网民竞争;第三,要重新界定媒体的公共性,在培养人才时要格外注意这一点,否则对社会文明的提高没有帮助。
正如本次论坛中多位院长指出的,中国的新闻传播学自从被定为一级学科,已经建立起多层次的培养体系。在体系日趋健全的背后挥之不去的是各层次到底培养什么样人才的疑问。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吴予敏介绍了深圳大学实践教学理念变革和实践教学体系创新所取得的一些经验,在广告学专业实行实战性毕业设计代替本科毕业论文的做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一做法搭建起从大学到业界的过渡桥梁。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蒋晓丽对新闻教育和传播教育进行了区分,并针对网络热炒的四川大学拟取消本科毕业论文的事情进行了澄清说明。其本意并不是要取消毕业论文,而是想给毕业论文找出多种方式。她认为以往的毕业论文形式已经不大适应业界对新闻学科的需要。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徐泓在《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方案研究》中谈到在研究生层面计划从明年开始实行“3+2”模式,面向除新闻与传播学院之外全部的文理科院系,三年本科加上两年新闻传播硕士,从本科硕士跨学科的交叉来培养复合型的人才。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院长高晓红则对高层次应用型国际新闻传播专门人才培养提出了她的观点。自2009年起,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5所高校,试点培养国际新闻传播硕士研究生。这一举措是当前加强国际新闻传播后备人才培养的重要步骤。
日本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政治学研究科主任濑川至朗介绍了日本在2008年才设立第一个新闻学硕士学位的背景。地处东京的早稻田大学创建于1882年,它以培养记者而声名卓著,但一直没有设置新闻学的系统课程。此前的日本新闻界一直坚持在岗培训(OJT,on-the-job training)的人才培养方式,新进人员像白纸一样直接被各个媒体涂上自己的“颜色”,已经带有“颜色”的记者并不受媒体的欢迎。而2008年早稻田大学政治学研究生院开始设立新闻学硕士学位,这也是日本第一个新闻学研究生院。这一转变与大众媒体自身不断变化有关:24小时新闻播报使时限更为紧迫,记者们不再能从容地书写故事,也不再有时间来训练新手。另一方面,媒介生态环境的变化也让人沮丧,媒体间的混战、媒介入侵私人空间和错误报道导致一般民众对大众传媒失去了信心。就在此时,新来者凭借对新闻业使命的认知、对法律知识的熟识,及实践经验为新闻界带了一股新风。
悉尼大学媒介与传播系主任Steven Maras对博士层面的教育提出思考。他首先对英国和澳大利亚关于专业博士学位(PD, Professional Doctorates)、专业实践型博士(Practice Based PhDs)及传统的博士学位(PhD, Philosophy Doctorates)的讨论进行了介绍,并集中介绍了国外对前两者的争议。与传统的以学术研究为旨趣的博士学位(PhD)不同,专业博士学位(PD)的诞生较晚,在英国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它是以市场为驱动满足于特定领域的需要,如工程博士、教育学博士等。PD与PhD的区分较为明显。而专业实践型博士的出现则是近十年的事,主要针对与艺术、创意等相关专业,它的出现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关于这类专业实践型博士的讨论集中了五种类型的话语:隔离主义的(Segregationist);PhD学位的堕落(Degradation of the PhD);包含主义的(Inclusive);(后)殖民主义的(Post-colonial);矫正或重整学术的(Disabusing/Reclaiming the Scholarly)。Steven Maras认同第五种话语,认为专业实践型博士的出现是一个反思学术何为的契机,也是反思大学传统的契机。
本次论坛中多位来自英美的院长都强调了新的教育中要包含创新性与企业家精神(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弗吉尼亚联邦大学大众传播学院主任Judy Turk认为大众传媒生态的变化将带来大量的外包业务,催生出个人工作者的职业模式,诞生不为任何一个雇主而为多个客户工作的技巧娴熟的自由职业工作者。这就意味着新闻传播教育者要主动探讨出新的教育培养模式,为新的现实环境、新的职业市场和新的职业途径做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更加强调新闻传播基本的价值,但也要更加强调创新性与企业家精神。毕业生们不仅把自己描述成一个求职者,更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独立的策划人,为一个企业问题提供创新性的解决方案,成为跨媒介和产业平台的独立工作者。
继续教育和培训成为新闻教育的新领域。新加坡传媒学院副院长Jackson Yip以新加坡的个案为例,介绍了《创意产业能力培养体系和硕士计划》。Jackson Yip认为如今的媒体和创意产业正发生着结构调整,为就业准备的传统教育框架再也不能满足传媒业的需求,迫切需要一套具有灵活性的全新的创意产业能力培养体系与解决方案来满足不断演变的技术发展。而整合多种资源的继续教育和培训则帮助媒体与创意人士的实践工作更专业化。
实践性教学课程是新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性教育课程的设置理念、管理实施、效果评估等，攸关新闻教育的成败。目前中国大陆新闻标的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学校培养的学生数量远远大于市场需求。学生毕业在媒介找不到工作，而业界需要的人才学校又不能提供，产销严重不对路。这表现了新闻教育方面的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课程设置缺乏科学性、合理性，学界、业界缺乏沟通。学校的实践性教学环节没有发挥应有的功效。
台湾地区的新闻教育比较先进，在世界范围内也有一定地位。新闻实践性教育是新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连接学界与业界，检验学校教育是否适应市场需求的重要环节。新闻传播学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其他学科不同，要求学生必须具有很强的动手能力。本文着重考察台湾实践性教学的具体做法与特点，以期大陆高校新闻教改可以有所参考与借鉴。
根据郑贞铭教授的观点，台湾新闻传播教育可分为教育的奠基时期(1949年——1970年)；发展时期(1971——1990)与蓬勃时期(1991——至今)。
在台湾新闻教育的奠基时期，也就是五十年代——七十年代，台湾地区经济初步获得发展，社会对专业新闻人才的需求量也有所增加。此间，台湾成立了政治作战学校新闻系、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政治大学新闻系、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社会教育系新闻组、世界新闻专科学校、私立中国文化学院新闻系等系、所。在课程设置上，重视写作能力、文、史、哲素养的培训，强调学界与业界的合作交流。各校都注重实习制度，比如政治大学新闻系将实习分为一般实习和毕业实习。一般实习包括：创办中英文报刊供学生校内实习使用。中文为《学生新闻》周刊，由三年级学生轮流负责采、写、编、校、广告、发行等工作，每人实习两个月，每周出版一期。英文月刊为《政治前锋报》，由四年级英文组学生担任采、编、校、发行等工作，配合新闻英文课程的教学。政大创办广播电台和闭路电视台供广电组学生实习使用，学生制作的电台节目每日中午二时至四时向外播出，闭路电视则仅在摄影棚操作，不对外播放。选修新闻摄影的学生可使用摄影部的设备。政大还与中央日报开展合作，中央日报木栅与景美两个地区的采访工作，交给政大四年级学生负责，采访新闻报送中央日报采访组使用，每人实习两个月。政大的毕业实习从1960年起改在寒假期间进行，学生可根据兴趣在可供实习的二十五家传播机构中进行选择，为期一个月。这些机构包括中央通讯社、中央日报、联合报、台湾广告公司、中国广播公司、中国电视公司等等，这些台湾知名的媒体和公司，均愿免费为政大学生提供实习平台。新闻事业机构与新闻界人士还为政大捐赠十三种奖学金，显示出当时学界与业界已经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
世界新闻专科学校由著名报人成舍我创办，他以培养“德智兼修，手脑并用”的新闻人才为目标，课程设置除讲授理论外，特别重视实习。将实习制度分为校内实习和校外实习。校内实习的具体做法是，各专业的学生逐年有实习课程。三年制学生(从高中毕业生中招收)从二年级开始实习，五年制学生(从初中毕业生中招收)从四年级开始实习。报业行政、编辑采访、印刷摄影三个专业的学生在学校的印刷实习工厂编印《小世界》周报。《小世界》周报每期出版4开1张，经费由学校负责，参与实际工作的人员大都由该校学生参加，完全是义务性质，包括评论、编辑、采访、副刊，绝大部分是同学执笔，老师只从旁辅导。其他如发行、广告、印刷、校对，也都由同学负责。广播电视、电影制作专业的学生则在世新电台、闭路电视台、电影电视摄影棚和小剧场做节且，这在当时的台湾是一个创举。图书资料专业的学生利用学校图书馆实习。而公共关系专业的学生，则经常举办民意测验及市场调查，理论结合实际。校外实习被安排在最后一个学期，根据专业到各机构实习。世新学校的培养方式在当时颇有影响，成舍我先生以私人力量投巨资兴办世新电台、闭路电视台、摄影棚等，购买最新设备供学生使用，使该校学生以动手能力强而著称，在台湾的广电专业、电影制作专业中脱颖而出。这也映证了郑贞铭先生说的“新闻传播教育一如医学院的教育，需要第一流的设备，第一流的仪器。学习者必须在学习环境中真刀真枪地干，才能赶上时代潮流，培养出第一流人才。廉价教育不可能培养出高质量的新闻传播人才，这是我们探信不疑的”。
1971——1990年是台湾新闻教育的发展时期。这段时期，台湾经济发展迅猛，人民的知识水平普遍提高，新闻事业的规模与技术都有较大提高。十一年间成立了辅仁大学日间和夜间部大众传播学系、中华文化大学新闻暨传播学院、政治大学广告系和广播电视系，铭传大学大众传播系等十七所院系。政治大学先后招收新闻学硕士与博士，标志着台湾新闻教育已形成了专科、本科，硕士、博士以及社会力量办学的一套完整体系。在实践性教学方面，除重视实习之外，各学校都积极筹资购买最新的广电节目制作设备和电脑排版系统投入使用。为解决实务性教学人才短缺的问题，各校纷纷聘请在媒介有实践经验的本校优秀毕业生担任兼职教师，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师资不足的压力。此外，台湾的新闻界学者也积极担负起对媒介监督、建言的角色，和业界人士合作，积极推动了台湾公共电视的建立与有线年代至今是台湾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的蓬勃时期。自从在80年代末解除与开放报禁之后，报业、电视、电台均对社会开放，台湾新闻媒介数量激增，对新闻人才需求殷切。台湾同时鼓励私立大学的建设。到2001底，台湾共有24校70个传播相关系所(公立26个，私立44个)，其中大学部40个，硕士班28个，博士班2个。台湾地区的新闻传播教育显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随着传播科技的快速发展。尤其是电脑与网络的普及，台湾新闻院校及时开设了电脑排版与设计、电子媒介原理与制作、多影像媒体和电脑多媒体制作等课程，并积极改进教学实习设备，如政治大学新闻系建成了编采自动化实验室、世新大学新闻系开设了制版、电子分色、电脑排版、印刷机械等一系列先进的实验室，让学生在动手过程中较好的体会了传播科技带来的革命，不至于和现实脱节。
对于当前的实践性教学，笔者咨询了历任台湾世界新闻大学校长和朝阳科技大学教务长、人文学院院长、传播艺术系主任的林念声教授与原铭传大学教师、现任台湾《旺报》驻厦门记者张彦清博士，了解到目前大致情况：台湾新闻院系平时十分注重与媒体保持良好的关系，学校有专人负责联络各类传播机构。在实习之前，教学负责人员必须落实每家单位能接纳几位实习学生，最后作出统计，以便学生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到广电媒体、网络、报社、广告公关公司等去做各项工作，不会浪费名额。实习过程中，学生每天都要求写实习日志，记录当天所做事项。学校负责实习的教师要与每个单位的带实习的人士取得联系，并寄出一份实习鉴定表请其填写打分。当然成绩与评语都承诺保密，以保证不以面子、人情打分，具有一定真实性。如果实习单位对某一学生的评语和分数过差，学校老师会与实习单位联系。并调查实际情况，因为有时不排除会因一些主观原因导致不公正的评价。实习结束后，学生必须写作实习报告，归纳经验与教训。一些学校会召开实习成果汇报会，对成绩优秀者予以奖励。一些学校会把实习成绩计人某一科的成绩，比如占总成绩的一定比例等。以鼓励学生抓住实习机会，多出成绩。当然，随着学校的扩招，媒介公司有时也无法容纳过多的实习生，一些学生只能到台北以外、或是一些小型的私营公司去做实习。
台湾目前也存在新闻实务师资缺乏的问题，尤其是缺乏具有广播、影视学专业博士级的实务人才。由于新闻传播实务界中经验丰富的人士不见得具备台湾教育部规定的大学师资聘用标准，很多实务性课程都只能聘请媒介人员担任。但这些人士因为业务繁忙，不一定能很好地承担课程任务，而且课后也没有时间与学生充分交流并给予辅导。为解决这个矛盾，一些学校采用了自己培养实用人才的方式，选拔硕士阶段已经具有良好动手能力(能独立制作广电节目、纪录片等)的优秀青年，送他们到国外攻读博士，然后回校任教。教育界人士也时常呼吁业界能更多反哺学界，为师生提供更多的实习交流机会。
综上所述，台湾新闻传播教育的实践性教学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台湾新闻传播教育重视实践性教学环节。从创办初期，各校就形成了校内实习、毕业实习或校外实习的传统。各新闻院系均设有自己的报纸、电台、电视台、实验室供学生实习使用。高年级学生协助教师进行管理。政大新闻提出的“在做中学”已成为新闻界教育的共识。各高校在实习管理、评估方面的制度方面已较为成熟。
其次，台湾各校均重视新闻实习的硬件建设，不论是创办初期开设报纸、电台、电视台，发展时期购买先进的广播电视、电影制作设备，还是繁荣时期更新数字设备、搭建网络平台等等，各校始终想方设法、筹措资金，购买先进的设备充实教学，跟随时代进步，使学生保持较好的竞争力，不至于落伍。这也充分说明了新闻传播专业不是普通的文科专业，有心办新闻传播教育者，必须在财务上给予保障，因陋就简式的教育。培育不出高水平的新闻人才，也不符合现代化的新闻传播事业的要求。
第三，台湾的新闻学界与业界具有良好的互动关系。台湾各校十分重视与业界保持良好的关系，除有专人定期与媒体保持联络之外，学界成立协会或举办学术研讨会时。都会积极邀请业界代表参加。积极参与业界的新闻在职培训，并对节目进行监督与建议。从台湾新闻教育的奠基时期开始，一些新闻业界的人士就积极参与教育并提供奖学金资助，知名媒介愿意免费为新闻院系师生提供实习场所与机会，借机扩大影响或培养自己所需人才。比如近来一些报纸在大、中学生中开展“校园记者”行动。资助学生采访并拿出一定版面刊载其作品。一些电视台开展“校园征才”活动。选拔优秀学生进电视台，先做助理记者、编辑。并灌输公司的价值观，使之与公司更容易融合，自己也可培养所需人才。这样的合作，于双方都有好处。
数字化媒体时代的到来，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媒体活动的网络化和数字化。无论是文字的内容还是图片的内容，包括摄像的内容，都通过网络、通过数字来整合，传输方式、集成方式全部是网络化和数字化的。与之对应，新媒体传播主体就变得更加多元化。与此同时，很多传播广告不再通过传统的发行渠道，不再通过有线电视信号，而是卫星、网络等等。面对用户端的多样及时性碎片性，作为媒体端，采集的传输也变得非常多样化，各方面交织在一起，构成一个全媒体的网络。如何应对这么一个非常复杂、而且又在发展中的网络，是媒体界的一个挑战。近年来，随着我国体育事业和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中国当代体育新闻传播事业也发展迅猛，大量的体育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将被社会所需。如何培养体育全媒体人才的体育新闻学科建设则是面对挑战亟待解决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高校新闻专业发展迅速，全国高校新闻专业点已达661个，新闻专业在校生12~13万人，年毕业生3~4万人，但社会新闻媒体总需求只有1万多人，总体就业形势是供大于求。在如此严峻的就业形势下，体育新闻专业只有重新审视自己的办学方向和人才培养理念，改革现有教学和培养体制，才能突破自身发展瓶颈，获得长足进步。体育新闻传播专业是近几年新兴的专业，其人才要求不仅需要懂基本的新闻理论，更需要具备体育特色、懂得体育知识的专门性体育新闻传播人才。
随着新闻学体制的改革，新闻传播等相关专业就主干课程作出了相应的调整，归纳为以下8门课程：新闻学概论、传播学、中国新闻史、世界新闻史、新闻采访与写作、新闻编辑与评论、媒介批评、电脑网络编辑。新闻教育的一个通病，就是课程设置极其相似（如表），却没有从学生自身接受能力的实际出发。
由表可见，各体育院校的新闻专业课程设置大体趋同，仅有极少数学院有其特色的课程。四年本科课程多而杂，门门都会一点且重复性大，学生难以在短时间内充分熟练地掌握一门技能。面对不断开设的新课，易造成学而浅的局面。
教材是教学过程中所必须的硬件。新闻教学在开始之初，便以突出特色、注重特色培养为口号，但在教材的选择上并未真正实现专业特色。一方面，教材选择并未突出教学培养重点。大多学校选择教材的时候，多是为学生考研提供方便，并参照重点大学的教材选择；另一方面，个别院校开设的新兴传媒专业教材尚未编写出来。有关体育新闻类的教材严重缺乏，教学过程当中只能参照一般的新闻学教材，这样便导致特色专业理论知识构架不清晰，学生无法从基本理论出发来指导业务实践。
学院办学之初，教师可以依靠本校的教师资源和聘请教师来解决问题。但随着新闻专业的发展，师资力量远远不能满足培养全媒体人才的需要。尽管有所改善，但大多数教师都是刚毕业的硕士生，普遍缺乏新闻学的实践操作经历和经验。从实际调查情况看，虽然大部分教师努力学习一些其他社会科学，但整体零散而缺乏系统，肤浅而不厚实，难以适应专业课教学。
网络的发展是对传统的新闻传播理念与方式的一次革命。在这种新形势下，我国急需培养能够适应传播全球化竞争的全媒体专业人才。这种人才不仅应具备新闻理论基础，还必须熟练掌握新闻业务，并对媒介融合有所了解。与此同时，加强与媒介集团的合作，建设新闻实验室，以增加案例分析课程为手段，通过观念、知识、素质、能力等培养标准，构建符合体育新闻人才培养目标的办学模式，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科学、合理地进行课程设置和安排。各体育院校应设立不同的办学定位，要切合实际地定位为教学型大学或者应用型大学。各体育院校服务于区域，也是办学定位中必须考虑的问题。应结合体育新闻学发展现状，制定出适应体育的教学定位，积极为新闻学产业培养高素质人才。这样，不但可以体现各地区体育院校的新闻专业办学特色，还可以提高毕业生就业率。
培养采、写、编、评、摄全面发展的、体育和新闻兼通的、能在各类新闻媒体及相关领域从事体育新闻的全媒体人才。体育新闻教育毕竟是一般新闻教育的分支，必须重视坚实的新闻基础教育。在培养目标中，我们强调体育新闻人才的专业化与多学科的培养。未来的体育新闻人不仅是精通某个新闻业务，而且还是媒介融合环境下全媒体的通用人才。
通晓各个体育项目并精通某个专项，要了解体育类的知识，如体育概论、体育史、奥林匹克运动、世界顶级赛事与体育明星、各项运动项目的基本知识和运动竞赛规则。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学、社会学、信息科学的渗入都是不可避免的知识储备。课程开设要注重多学科知识的技能修养，形成由浅入深、由基础到专业、由普遍到特色一条线．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各体育院校可以实行公开招聘，择优录取。在教师聘用方面，根据学科建设及学术、年龄梯度等制定教师人员等级比例来聘用，合理配置师资，稳定教师队伍，加强学术交流。实行访问学习、委培学习等教师队伍建设措施。重视对青年教师的培养，为双师型教师营造良好的人才成长环境，并制定出一套适合学院自身发展的绩效评估体系、福利待遇等相关政策。
为适应现代体育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需要，其人才培养目标应是具备新闻学和体育学的理论知识与专业技能，交叉的文化与科学知识，熟悉新闻、宣传政策法规及体育新闻报道纪律，能在新闻、出版、宣传、体育部门从事记者、编辑、节目制作与管理工作的体育新闻高级专门人才。建议体育新闻传播专业的课程设置分为以下几大类：体育新闻传播类（专业核心课）、体育知识板块（专业基础课）、基础类知识板块（专业基础课）、实践类和其他类。
体育新闻学科建设是一个长久的系统工程，往上看：要实现专业支撑学科；往下看：专业发展需要师资、课程、教材、教学、科研和设备、实践条件等要素支持。这是一个系统的“质量工程”。显然，培养高素质的体育新闻人才，筑牢质量这条生命线是关键。为此，我们必须紧紧围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中心工作，快捷并实效地运行着“质量工程”计划。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师资培训：教师在岗培训和送出去请进来相结合，实行教师实习制，定期选派教师到媒体实习轮训，定期聘请媒体优秀从业人员到校讲学；②教学水平：教学竞赛，学生评教，精品课建设；③实践能力：加强与媒体的联系，建立大量实习基地，开展摄影比赛、征文大赛，校内实践与校外实习相结合，校内模拟实战，校外广泛联系实习单位；④科研、硬件：课题立项、论文教材、实验室和文化基地建设。
全国体育院校的外语和新闻专业大都是分开的两个系，跨系间进行专业协调难度系数颇高，因此，各体育院校应该根据自身特色进行专业互补。“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优”，是各体育院校新闻专业近年的工作重点。比如，武汉体育学院新闻专业的优势在于外语+新闻。具体诠释为，人无我有：两个专业为一个整体系；人有我新：双语教学在两个专业同时进行，新闻专业在高年级双语教学，外语专业四年级开设新闻专业英语基础训练；人新我优：教学成果的全面展示。
体育新闻人才不单单是新闻人，而是要具备体育特色，懂得体育知识，能够体育新闻的专门性人才。那么，在教学改革中以培养方案、教材建设、课程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产学研结合等方面为基础来进行体育新闻专业的教学改革。通过学习借鉴各体育院校的专业特色，我们认为，体育新闻专业培养模式改革，应该遵循建构一种专才+通才的新模式。体育新闻人才培养模式可为：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一体结合，在实践中体验和学习理论，再以理论指导实践，在应用中形成技术应用能力。遵循两个结合的指导思想，将整体课程体系重组为新闻传播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和新闻专业教育课程体系，并对两大课程内容进行整合、重组，优化人才培养方案。与教学内容改革相适应，进行教材建设；设施先进，教学、科研、服务三位一体的实训基地建设，是实施人才培养方案的重要保证；形成良好产学研结合的机制，将产学研工作贯穿体育新闻人才培养全过程是，高职人才培养方案实施必然途径。
[1][4] 孟文娣、毕雪梅、张锐、贾静：《对体育新闻传播专业办学模式的研究》，《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4年 8月
[2] [5]王玉珍、姜晓红、林芳、嵇玲：《创新型体育新闻传播专业编辑人才培养模式研究》，《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6年10月
[3] 张江南：《武汉体育学院体育新闻专业发展理念检析》，《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8年3月
[6]于晓光：《体育新闻专业发展建设研究》，《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2004年底首次公开了62个部委75名新闻发言人的电话号码，第二天就有媒体展开了调查，一位记者说：“我们打14个部门的电线个电话没有人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对此进行了核实：发现其中1个部门的电话是传线家当时没有人接听，是因为新闻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当时在开会或者出差。
既然是新闻发言人，就必须坐在办公室接听电话，或是不论开会、出差都要24小时开手机吗？
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在接受人民网专访时曾说：“坦诚地告诉大家，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的电话，有时是我接，但大部分不是我自己接的。”他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新闻发言人是一个工作机构，这个机构负责接受外界对本单位、本部门的咨询，特别是接受新闻媒体的采访，授权通过各种方式向公众本部门的信息。所以，不应该只是一个人在这个机构工作，而是一个各司其职、分工配合、相互协调的班子。尽管我非常愿意接听每一个电话，非常愿意与每一个关心铁路工作、支持铁路发展的人对话，但是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这一点，天富官方注册。我想大家能够理解。”
可见新闻发言人不是“孤身奋战”，他的背后应该有一个分工明确、通力协作、规范高效的团队。由于目前我国大多数新闻发言人是兼职的，手下也不过十几个人。拿王勇平来说，他负责的宣传部只有11名定员，除了新闻工作还需要完成对铁路系统内部200多万员工的宣传教育。这样强的工作负荷，就算他的下属也很难达到不漏掉一个电话的要求。而有的部门还远远赶不上铁道部，他们的新闻发言人甚至连一个正式的助手也没有，曾有人自嘲说：“我也只能算是半个新闻发言人，那一半还另有重任。”
下面我以美国白宫的新闻机构为例，给我国的新闻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在美国白宫直接从事媒体策划的机构主要包括：新闻办公室、传播办公室、全球传播办公室。其中，新闻办公室是我们最常听到的。
在美国，从白宫到各个州政府再到各地方政府，都设有新闻办公室和新闻发言人（或称“新闻秘书”），通常新闻办公室由新闻发言人领导。新闻发言人和新闻办公室的工作包括：准备新闻稿和背景材料、组织新闻会、处理媒体提出的问题、主动与媒体联络对话、安排媒体对政府官员的采访。
传播办公室更多的是做幕后的、长期的传播策划和包装工作。传播办公室由尼克松总统于1969年建立，旨在通过加强对新闻的策划，促进白宫政策目标的达成。
全球传播办公室是美国总统布什颁布行政令于2003年1月21日成立的，目的是让全世界讲美国的故事，树立全世界赞同美国总统立场、崇尚美国价值观的认识。
美国政府除了拥有自身完备的新闻发言人体系外，它还会借助公关公司推销其政策和价值观。公关公司是一个相对独立、民间的推销途径，它不像政府新闻机构那样总在众目睽睽之下工作，它的传播方式更加多样、效果潜移默化，有时候更容易被媒体接受、更能够深入人心。对于人手匮乏的新闻发言人来说，公关公司也相当于一个外设的智囊机构，它可以协助发言人收集新闻报道、评估新闻会效果、策划媒体活动等。这与聘用大量的专职工作人员相比成本要低一些，而且专业的公关公司具备成熟的媒体网络和经验丰富的公关专家。
一般情况下，新闻传媒市场理念、新闻专业理念这两者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其中，新闻专业理念主要是以为享受信息知情权的民众提供相关信息和表达自己观点与看法的平台，因此，新闻兼职主要是由民众的参与度和责任意识来决定的。与其相比，传媒市场理念中的受众一般是指消费者，通过传播各种信息的方式来吸引更多消费者和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因此，新闻运作需要对消费者的趣味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才能获得较好的传播效果。在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上述形式的传播价值观在我国媒体市场化进程中得到了应用，在对经营者、经济主体等进行明确的情况下，报刊正向着商业化发展，经营媒体也在逐步向着媒体运作理念方面发展。
在传媒不断向着市场化方向推进的情况下，消费主义文化成为了重要的推销者，以在对消费者的消费情况进行经济性计算的基础上，使商业逻辑在新闻传播中不断推广，最终成为新闻传播活动有序进行的重要动力，最终导致新闻传播被物化的情况出现。消费主义文化在西方经济发达的国家来讲，其存在的价值是较为普遍的，并且已经成为一种社会体系价值观念，消费主义文化已经演化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目的。消费主义文化作为一种人们生活的方式，已经逐渐成为生活中的重心，对消费的理解也是越快越深化。当前西方国家人们在进行消费的过程已经不是简单的为了现实的需要而进行消费，更多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进行的消费。
随着我国新闻事业、传媒事业的不断发展，消费主义文化的传播，给传媒的社会角色转变带来极大影响，最终发生根本性的变异，不仅是信息的传播者，还是市场化发展的推销者、环境监测者等，在满足消费者消费欲望上有着重要影响。根据新闻传媒的实际运行情况来看，其在推销自身产品的过程中，将新闻和相关信息及时的传播到民众的手中，使得传媒成为储存各种信息的超市。与此同时，传媒在消费主义文化下进行“二次售卖”，不仅可以将信息传播给民众，还能将广告商的眼球吸引过来，以达到宣传、推销的真正目的。通常情况下可以将社会消费、传媒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一次售卖的情况下，能够给二次售卖提供相关服务，传媒所获取的利润都是来自二次售卖。
在采用市场化发展模式作为传媒的运行思想的情况下，需要注重相关制度的合理制定，这样才能为新闻传媒正常运作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和法律依据。因此，新闻传媒的制定发生了一定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经营部门地位得到提升、绩效评估体现更加完善两个方面，以消费主义文化理念来运作媒体，就需要有相应的制度进行充分的保障，对此媒体的制度安排与建设显得尤为重要，主要表现在各个经营部门地位的上升和系统评估体系的变化方面。在实践过程中，经营部门地位的不断提升是传媒在市场化发展情况下，所有制发生转变的体现，例如：报纸方面的经营情况，传统经营模式下采编人员和经营人员的比例是2/8左右，并且，经营部门相关人员数量较少、整体素质水平较差，在实施总编辑负责制、社长责任制的基础上，总编辑、社长之间的关系一直处于无法有效协调的状态。虽然我国对报社方面的管理机制进行了一定改革，使得社长、总编辑、总经理的位置处于同一等级，但是，在传媒市场化发展趋势下，传媒企业之间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这种管理制度大大影响了传媒经营的实际效率，因此必须注重相关机制的改革和创新，才能真正实现传媒的市场化发展。
根据传媒市场化运作的整体情况来看，加强各个部门之间的联系和沟通，实现发行、内容和广告等的互通是迫切需要完成的，把整合营销理论运用到实践中，才能真正消除传媒企业内各个部门之间的障碍，最终建立起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与此同时，将新闻中的各种信息作为传媒市场化发展的重要标准，根据新闻传媒市场化发展的各种需求，制定合适的奖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才能促进媒体绩效评估体系更加完善。目前，节目、栏目等类型的媒体在进行评估时，需要注重发行量、阅听率和收视率等，例如：将收视率作为电视台的重要评估指标，采用收视率末位淘汰制的方式，不仅可以增强电视节目的趣味性和感染力，还能提高各种灾害新闻、时事新闻、娱乐新闻等的真实性和时效性等，最终保障受众群体能够获得质量较高的信息。另外，在对媒体内容的生产者进行绩效评估时，需要根据编辑、记者的实际工作情况、受众的反响、部门领导的评价等进行合理的考核，以确保记者和编辑等获得的绩效评价具有一定科学性和全面性。
在传媒市场化发展的过程中，传媒产品、市场商品的正常销售，需要对受众定位给予足够的重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为受众提供优质服务，从而提升传媒的经济效益。当前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消费者的消费观念、思想、习惯也逐步发生着转变，传媒内容的生产流程也在发生改变，从整体上呈现出逆推的趋势，使得其生产决定消费向着消费决定生产的方向转变，在一定程度上与受众定位有着极大联系。受到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媒体逐步以获利为主要动力，并且，广告盈利模式已经在媒体市场化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在将广大人民群众设定为受众群体的情况下，可以很好的满足商家对受众群体数量的要求。
在媒体专业理念的运作过程中，受众是享有信息知情权的公民，即受众是信息传播的接受者，其包括了报刊和书籍的阅读者、电视观众、广播听众、网民等等，受众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就是一个巨大的集合体，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就是具有社会多样性的人，传媒应该为受众的民主参与提供信息支持和表达的平台。而市场经济体制下理念的受众被定为“消费者”，并且强调传播的内容对受众的吸引力和满足受众信息消费的欲望，因此媒体运作要贴近受众的思想和生活，去迎合受众的兴趣和爱好。这种传播价值观已经逐渐的被我国市场化媒体所应用。与此同时，具有较高消费能力的受众群体也成为了传媒的主要定位方向之一，充分体现出消费主义文化所具有的优势，这对于提高传媒的经济效益有着极大影响。
根据相关数据和调查显示，题材的合理选择与传媒内容的生产成本、吸引力、市场风险等有着直接联系，必须以受众群体的兴趣为基本前提，才能在保障小风险、低成本的情况下，获得高回报，做到真正推动传媒市场化发展。在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有关学者提出了选题的思维空间原则，给传媒节目的题材选择提供了重要参考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高传媒的服务质量。但是，受到交通、距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传媒内容的生产成本、报道难度等会存在差异性，因此，在降低市场风险的情况下，媒体需要选择与政府部门
联系较小的社会学话题，尽量选择与民众生活比较贴近的热点，才能真正从社会大众的角度出发，从而保障传媒的经济利益。
在传媒市场化的过程中，消费目标的合理确定，才能保证传媒内容的正常生产。目前，传媒内容生产具有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根据可消费性来进行报道材料的收集和整理;另一方面是，将传媒生产流程和商业流程有机结合在一起，以达到同时传播信息、宣传和推销产品的目的。因此，根据实际情况，以消费主义文化为基本前提，合理的确定消费目标，才能与受众群体的口味相匹配。
在不断推进传媒市场化发展的情况下，注重传媒内容和商品的融合，是社会不断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推动传媒行业长远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因此，在制作各种节目和栏目等时，将商品销售与栏目内容和节目推广相结合，如在少儿节目中，插入与儿童学习相关的商品的广告，不仅可以其到宣传商品的作用，还能提高商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最终增加传媒带来的销售业绩。由此可见，对消费者的需求、消费趋势、消费能力等有比较全面的分析，并根据传媒市场化发展的实际情况，加强传媒内容和商品的融合，对于提升传媒的整体效益有着重要影响。
与一般的新闻相比，在受到新闻可消费性特征影响的情况下，新闻传媒消费主义文化的叙述模式在叙事方式、叙事态度、叙事风格等方面有着一定差异。在消费主义文化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传媒的趣味性、价值规范、操作方式等都发生着巨大变化，特别是在迎合大众口味、辟谣官方传言等方面有着巨大转变，最终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前提下不断向着市场化方向发展。
总的来说，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注重可消费性的强调。在故事性较强的信息上，采用合适的叙事方式，不仅要对故事的内容进行合理分析，还需要对故事的传播、组织等进行深层挖掘，才能真正体现新闻的价值。例如：比较著名的电视栏目“探索与发现”，将整个传媒内容定位在娱乐性的纪录片这个层面上，通过叙述故事的方式来呈现纪录片的内容，从而增加这个栏目的趣味性和可看性。因此，采用这种叙事方式，通过将历史、地理、自然等多个学科的知识联系到一起，不仅有利于观众了解各方面的知识和信息，还能增强这个栏目的感染力、影响力等，最终达到提升传媒效益的目的。
二是，具有一定严肃性特征的题材在选用时，需要注重叙事内容的客观性、真实性。在我国市场经济体系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有效构建的大环境下，传媒市场化发展是经济水平不断提升的实际需求，因此，在选择具有严肃性特征的题材时，必须采用合适的叙事手段，才能避免社会秩序紊乱、误导等情况出现。例如：在“焦点访谈”这个电视栏目中，将当期社会发生的热点新闻以故事的方式讲述出来，不仅不会给民众带来不良影响，还能达到增强民众社会意识、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等多方面的作用。
三是，叙事模式的转变与媒体的风格定位、整体内容、自身情况等有着极大联系。因此，需要根据社会发展趋势、各种焦点和热点新闻等来确定故事的选用，才能在市场经济水平快速提升的情况下，满足消费主义文化的发展需求，最终推动我国传媒不断向着市场化方向发展。根据传媒不断发展各个阶段的相关分析可知，消费主义文化带来的影响，使新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不仅解放了中国新闻生产力、实现新闻民主化，还推动消费主义文化的意识形态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与经济全球化、多元化发展相适应。由此可见，传媒市场化发展与消费主义文化有着极大联系，不仅有利于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还能及时消除传媒运作各部门的沟通障碍，最终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下逐步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最终推动我国媒介经济实力不断提升。
当前，加强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修养，既是新闻队伍建设的需要，也是改善新闻从业者形象，提升媒体公信力的需要。本文就新闻职业道德建设的重要意义和对策、思路进行了初步探讨。
新闻事业是一种社会性事业，在传播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新闻传播的触角已经延伸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民众日常生活产生着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作为社会观察者、信息传播者、新闻报道者和舆论引导者的新闻从业人员，其职业道德修养和素质的高低程度，不仅影响着新闻事业自身的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整个社会文明、发展与进步的程度。因此，需要从社会、媒体、新闻从业者自身等方面多管齐下地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
教育是提升人们道德层次的重要途径。对于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教育须贯穿于新闻职业行为的始终。新闻职业道德教育需要抓好以下三个环节：一是加强对新闻院校在校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二是完善新闻单位的岗前职业道德培训制度。三是重视新闻在职人员的岗位职业道德培训。通过上述三个环节来健全新闻职业道德的教育体系，使得每个新闻从业者从就业前到整个从业过程都始终能够受到及时的职业道德教育，这对于加强其职业道德修养，提升其职业道德水准将会起到有效作用。
新闻职业道德建设的效果如何关键要看教育的质量。目前，全国有500余所大学设有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在各种层次学习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在校学生达十几万人。据了解，在这些新闻院系中，大多数只是在新闻理论和某些新闻业务课中作为一个章节或一个专题捎带讲讲。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缺教材、缺师资等。但最重要的还在于对新闻职业道德教育的认识不足，重视不够。许多新闻院系没有将其作为一门重要的专业课程正式纳入专业课程体系之中，这样就很难在时间上和制度上保证教学和教育的质量。因此，当前着力提升新闻院系新闻职业道德教育的质量十分重要。另外，新闻机构对新闻从业者的岗前与岗位职业道德培训工作的质量问题也不容忽视。新闻单位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教育计划，确定教育的内容和方式，同时要建立科学的学习、考核、评估和奖惩的机制，争取实现新闻职业道德教育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经常化，这样才能确保新闻职业道德教育的质量和效果。
新闻职业道德属于一种软约束，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新闻从业者的自我修养，靠其自律来实现。因此，提高新闻职业道德的自律程度，是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国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环境中，经济利益与伦理道德的博弈异常激烈，如果没有强大的道德自律作支撑，新闻职业道德失范现象就难以避免。为此，新闻机构要制定符合本单位实际情况的职业道德自律规范，并建立相应的制约与惩罚机制。同时，要积极引导从业人员学习与熟知我国现行的有关新闻职业道德的准则与法规，自觉地加强职业道德修养，提高道德自律的自觉性。
新闻职业道德仅靠个人的道德自律，不足以完全防止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发生，所以还要将新闻职业道德自律与他律有机地统一起来。这就需要在加强道德自律的前提下，积极吸引社会与公众对媒体进行监督，形成他律机制，使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处在行业自律和社会他律的双重调控之下。在对新闻职业道德进行调控的过程中，最具威力和最有效的当属法律调控，因为这是一种具有较大强制力的调控手段。我国当前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新闻事业要适应并服务于市场经济，就必须步入法制化的轨道，实现法律调控。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的新闻法，这对加强法律调控会造成一定影响，但是相关法律法规中涉及新闻传播活动的内容都可以作为规范新闻职业道德行为的依据。与此同时，我国政府也应进一步加快新闻法治建设的进程，从而为加强新闻职业道德的法律调控创造更加有利的环境与条件。
完善新闻职业道德的监督机制，也是提升新闻职业道德建设水平的有效途径。许多有违新闻职业道德的问题之所以长期存在，很多都与缺乏完善的新闻职业道德监督机制有关。完善新闻职业道德监督机制的手段和方法很多，如行政监督、法律监督、社会监督、公众监督等，这些监督都应当加强和完善，并使之制度化、规范化和经常化。实践证明，新闻职业道德建设，不能只靠内部制度约束的静态管理方法，还需要接受社会的监督。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与加强包括社会监督、公众监督以及行政监督、法律监督在内的各种监督机制，这对于促进和推动我国的新闻职业道德建设将会起到重要作用。
要加强对新闻职业道德的监督和调控，首先需要明确监管的主体，并充分发挥它们在监督和调控新闻职业道德方面的积极作用。从宏观层面来看，我国新闻职业道德监督的主体是多方面的。其中，公众是新闻职业道德监督最核心的主体。公众通过对新闻从业者的新闻作品及其传播行为的批评和监督，对不同职业道德发挥着自己特殊的监督作用。当然，公众作为对媒体及新闻从业者职业道德监督的主体是属于非组织化的主体，这种非组织化主体的监督作用不可忽视，但组织化的主体的监督作用更加直接。例如，为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规范新闻采编人员的职业行为，、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新闻出版总署曾于2005年5月了《关于新闻采编人员从业管理的规定（试行）》，同时为杜绝虚假新闻，新闻出版总署于2005年12月1日通过了《报纸出版管理规定。
